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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阿里云智能进行组织岗位和人员优化，整体比例约7%，这属于每年正常的优化调整，尤其是今年阿里正在推动业务分拆与单独上市。但是，舆论似乎容易对大厂裁员赋予过高的“宏观意义”，塑造经济发展悲观预期，这不客观，也不可取。

互联网行业裁员潮是一种全球现象，而非中国独有。促成这股潮流的重要因素是，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过度扩张。疫情大流行时，基于防疫需要，中美等国生产生活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购物、教育、办公、会议、娱乐等等线上用户大增，一些企业错误地将特殊状态下的高流量，视为未来常态，大幅增加人力。如Meta员工数从2019年的4.5万左右，升至2022年的8.6万人，亚马逊同期从8万人左右升至15.5万人左右。国内大厂也经历了扩张。

经济复苏阶段，高流量回落，加上市场需求疲软，因疫情而产生的“机会”逐渐变小、相关业务减少，美国互联网企业率先大规模裁员。中国企业也在不断调整优化，但相对美国企业调整规模较小。疫情造成了超短需求周期，除了互联网行业深受影响外，制造业、航运业都遭受影响，比如2021-2022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集装箱和运输船严重短缺，刺激中国制造业扩张，经济逐步复苏后，又形成了严重库存和过剩产能，被这个短周期扭曲的行业，需要较长时期的调整和消化。

在遭受市场短周期扰动的背后，互联网企业早已面临产业长周期尾部压力。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里，互联网行业经过几轮由硬件和通讯技术升级推动形成的超长产业周期。在移动互联网时期，产业发展逐步成熟，社交、搜索、娱乐、电商等领域形成了超级平台，行业发展逐步放缓，已经进入存量竞争的时代，增长潜力越来越小，AI被视为行业下一步唯一的机会，有些企业在产业互联网领域进行探索。

在一个成长性与创新性逐渐减弱的行业，估值缺少了想象力。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从过去烧钱扩张模式，转向降本增效，维持投资者的资本回报率，稳定公司市值。那么，优化冗员以及停止泡沫业务，成为董事会必然选择。马斯克在推特公司更为激进的调整行动后，并未影响该公司的运营，意味着互联网企业裁员的弹性巨大。中国互联网公司则在从改变文化和组织架构入手，开始反对“讲故事”、PTT等行业文化，以提高效率。

也有人认为这与来自美国的风险投资减少有关。实际上，2022年，美国风险资金从2021年的峰值3447亿美元，下降到2383亿美元，下降了31%。今年第一季度继续减少，硅谷银行倒闭加速了这一进程，大量初创公司估值暴跌。被视为“新乐园”的印度，自年初起92家初创企业已经解雇了2.5万多名员工，初创行业本年度第一季度融资额度缩水75%。这一股寒流是由美联储紧缩与行业周期共同酝酿，软银几乎清空阿里股票，是因软银陷入巨大的流动性危机，这些现象都与“脱钩”无关。

中国企业早已不是跟在硅谷后面的模仿者，最近几年，全球流行的APP很多来自中国。我们不应怀疑中国公司的创新精神和能力，更不要误读他们为应对挑战而进行的业务调整，并借此唱空经济。全球互联网行业，也不会重蹈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的覆辙，但美国企业将面临全球监管与碎片化的挑战，比如Meta年初被爱尔兰数据隐私监管机构罚款3.9亿欧元，近日又因将用户信息传输至美国，被欧盟罚款12亿欧元。苹果公司周三被欧盟委员会要求补缴130亿欧元税款，同时面临最高394亿美元的巨额反垄断罚款。

与此同时，中国更多互联网公司出海，中国企业将有能力在未来的竞争中持续提高创新力，塑造中国数字经济的全球新优势。